更新時間：2021-05-03 00:05:06作者：網絡
蘇洵(1009—1066)字明允，號老泉，眉州眉山（今四川眉山縣）人，宋代著明的散文家。相傳“蘇老泉，二十七，始發憤”，二十七歲才發憤攻讀。他應進士和茂才異等的考試都未中，促使他更加用功讀書，達到通六經百書、下筆頃刻數千言的程度。宋仁宗嘉祐四年(1059)和兒子蘇軾、蘇轍從四川到汴京（今開封）。翰林學士歐陽修把他的著作二十二篇（即《幾策》二篇，《權書》十篇，《衡論》十篇）呈給仁宗皇帝看，宰相韓琦也認為他的文章寫得好，向朝廷舉薦。于是仁宗就召試他于舍人院。可是他卻假托有病而未去應試。仁宗因為他有才名，就授以秘書省校書郎的職務，后來又叫他參加修禮書，成《太常因革禮》一百卷。書成之后他就去世了。蘇洵著作有《嘉祐集》，他的兒子蘇軾（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）著有《東坡全集》、《東坡志林》等，蘇轍（字子由）著有《欒城集》。父子三人俱以散文名世，后人合稱之“三蘇”。蘇洵生活于階級矛盾、民族矛盾尖銳復雜的北宋中期。當時北方的遼（契丹族）和西夏（藏族的一支黨項族）貴族向內地擴展勢力，經常向北宋發動戰爭。北宋統治者為了集中力量鎮壓內部人民的反抗，對此則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。宋真宗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與遼締結“澶淵之盟”，宋向遼每年輸幣銀十萬兩，絹二十萬匹。宋仁宗慶歷二年（1042）遼遣肖英、劉六符至宋，索取晉陽（今山西太原市）及瓦橋（今河北雄縣易水上）以南的十縣土地，結果定盟加歲幣銀十萬兩，絹十萬匹，且稱之為“納”。至于西夏，慶歷三年（1043）李元昊（西夏主）上書請和，宋答允每年給西夏銀十萬兩，絹十萬匹，茶三萬斤。宋向他們輸銀與物，等于是割地獻城。蘇洵到汴京后，疾惡宋王朝的投降讓步路線，主張對遼與夏用兵，因而就有了《六國論》的寫作。本文選自《嘉祐集》里的《權書》。《權書》收有作者論治道、史事和歷史人物的十篇文章。本篇是其中的第八篇，原題《六國》，后來的選本一般都標為《六國論》。旨在說明戰國時的六國（魏、韓、趙、楚、燕、齊）滅亡的原因在于“賂秦”，指出賂敵必然資敵而弱已，定然招致滅亡。作者以此針砭當時的統治者，希望改“賂”為“戰”，以免國家破亡，文章寫得中心突出，論證縝密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頗有說服力。蘇洵寫《六國論》，根據秦并六國而一統天下的歷史事實，取六國相繼破滅的角度，抓住六國賂秦這個關鍵問題，有理有據、有條不紊地加以論述，從而古為今用，以古鑒今，希望北宋統治者改變對外屈辱求和的政策。全文五段，先總后分，有論有證，由古及“今”，脈絡分明。第一段（從開頭到“故曰弊在賂秦也”）提出中心論點：六國破滅，弊在賂秦。文章開門見山地提出總論點，并作為全文的總冒。開篇觸題，“六國破滅”四字一下子就提到讀者面前，叫人目明心驚，促人細思尋繹：六國諸侯，有五倍于秦之地，十倍于秦之眾，良將如林，謀士似云，為什么竟然被偏居關外千里之秦所滅，究屬何因？起筆之中就孕有懸念，為揭出中心論點預畜語勢。作者點明六國破滅的原因，為讀者釋念，首先采取屏除他因，歸于一端的辦法：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弊在賂秦。”排除了武器與作戰兩方面的原因，歸結到外交政策上的“賂”。首先將“賂”與“戰”對舉選擇，暗示了作者反“賂”主“戰”的立場。為什么“賂”是主因，理由何在？作者順承上文直說其由：“賂秦而力虧，破滅之道也。”國力損耗，武器再好，也無力拒敵；再善于打仗，也難以御敵。要使這論點站得住腳，必須經得住事實的檢驗。六國之中只有韓、魏、楚是真正賂秦的，其他三國卻是未賂秦而亡，這豈不與論點相悖逆？作者慮及此點，便自行設疑再解疑，使讀者深信不疑，“不賂者以賂者喪。蓋失強援，不能獨完。故曰‘弊在賂秦’也。”這就解除了論點與局部情況間的矛盾，使之具有概然性。作者在此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個“賂”字。賂則力虧，力虧則不能戰，不能戰則國家亡；賂可致自身敗亡，自身敗亡，則無法援助他國，失強援而致六國互喪。作者將賂秦與六國破滅的關系講得深透內層，概及全面。作者正反結合、曲直結合、點面結合地提出論點，說明論點，強化論點，使論點堅實難動，為全文設下了有力的總綱。第二段（從“秦以攻取之外”到“此言得之”）闡述論點：以地賂秦，自取滅亡。這部分又可分兩層：第一層：從“秦以攻取之外”到“固在不戰矣”。以歷史事實闡述“諸侯所大患”在“賂”，不在“戰”。作者將“戰”與“賂”對舉，以“得”與“失”對比，鮮明突出地印證論點。文章將秦不戰而得與戰而得，和六國不戰而失與戰而失相比較，都是“其實百倍”，很自然地歸結上秦之所“大”欲，諸侯之所“大”患，在于“不戰”。第二層：從“思厥先祖父”到“此言得之”。進一步說明“不戰”之患，“奉之彌繁，侵之愈急”。此中含四層意思：一、土地得之不易，棄之甚易。祖先得盡寸之地，要“暴霜露，斬荊棘”，經過了戎馬征戰的艱難過程；而今日割五城，明日割十城，“如棄草芥”。所得，極言其小，僅尺寸之地，所失，則言其大，系五城十城，一是沖風冒雨而得，一為如草芥之敝而棄，對比更為強烈。二、失之極多，得之甚少。五城十城之失，換得的只是“一夕安寢”。今日失明日割，沒完沒了，一夕之安極為有限，得不償失，很是明顯，“起視四境，而秦兵又至矣”，形象地寫出了不當之失引起的后果。三、奉之彌繁，侵之愈急。失十城以兌一夕之安尚未獲一夕之值。而事實上后果更壞。今日割五城，明日割十城，不是填貪囊，而是充欲壑，欲念無已，愈填愈熾。因此，奉之彌繁，侵之愈急，“諸侯之地有限，暴秦之欲無厭”，以有限之地對無厭之欲，必然導致國家破滅。四、以地事秦，猶抱薪救火。最后引戰國時蘇代對魏安厘（xī）王說的話，以形象化的比喻，說明以地事秦的惡果。綜此四點，歸結為“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”的結論。這與上一層“固不在戰矣”相應，并深進一層。本節緊扣論點予以闡述，以得失的百倍之比，起發聵震聾之用；以先祖的創業之艱，激思親念土之情；以不得安枕之危，啟仇視敵寇之心；以暴秦無厭之欲，示必為秦亡之局；引古人之語，喻不可以地事秦之理。文章將史與論、事與理、古與今、敵與我、因與果、利與害幾方面通盤考慮，綜合分析，寫得如百川歸海，眾矢向的，把主“戰”反“賂”的思想表現得鞭辟入里。
《六國論》的歷史背景應從兩個角度著眼：一是蘇洵論述的六國滅亡那個歷史時期的情況，借以了解蘇洵立論的根據；二是蘇洵所處的北宋時代的歷史狀況，借以明確蘇洵撰寫《六國論》的針砭現實的意義及其寫作上的特點。北宋建國以后，鑒于唐末藩鎮割據，五代軍人亂政，因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，解除節度使的權力，派遣文臣做地方官，派官員到地方管理財政，由皇帝直接控制禁軍，將地方的政權、財權、軍權都收歸中央。為了防范武將軍權過重，嚴令將帥不得專兵，甚至外出作戰，也必須按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。將官經常輪換，兵不識將，將不識兵，致使軍隊沒有戰斗力。這樣的措施雖然杜絕了軍閥擁兵作亂，但是也造成軍事上的衰頹。北宋建國后一百年間，北宋軍隊與契丹、西夏軍隊大小六十余戰，敗多勝少。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，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和軍隊不斷擴充。到北宋中期，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，政府財政入不敷出。北宋政府實不限制兼并的政策，土地集中現象嚴重，貴族占有大量土地，社會矛盾尖銳。政治上的專制腐敗，軍事上的驕惰無能，帶來外交上的極端軟弱。到蘇洵生活的年代，北宋每年要向契丹和西夏上貢大量銀兩以及商品。這樣賄賂的結果，助長了契丹、西夏的氣焰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，極大地損傷了國力，帶來了無窮的禍患。也就是說當時的北宋四周環伺，政策上求和，積貧積弱，而蘇洵正是針對這樣的現實撰寫《六國論》的。